那个穿着博士服拍照的小孩，真的成了博士

朋辈导师肖威大讲堂课件的第一页，放着这两张照片：

一张是六岁的他，在家乡照相馆里，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博士服，表情懵懵懂懂。另一张是三十岁，从北大博士毕业，穿着真正的博士服，站在马六甲海峡的阳光下。

“那套小博士服是我自己选的，”他说，“有点像抓周。”

他记得拍照那天很冷。照片洗出来后，一直挂在老家书橱上。每年过年回家，他都能看到。

种子与后盾

肖威是山东枣庄人。父亲是煤矿工程师，常常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维修机械，最长一次在井下待了72小时。小时候，一年见不到父亲几次。印象里的父亲总是很严肃，他有点怕。

直到小学二年级时，他破天荒考了双百分。“爸爸很高兴，好像愿意多跟我说几句话”。父子俩在路上散步，爸爸给他讲朝代顺序歌：唐尧虞舜夏商周，春秋战国乱悠悠。他觉得好好玩，从那以后，对历史的兴趣一下子就起来了。他开始缠着妈妈，周末带他去新华书店，一待就是一整个下午。

“小时候外公常陪我，带我去爬山，教我通过树叶分辨方向，但他不太讲历史。外公是老牌理工科的大学生，说知道唐宋元明清就行了。我爸那次讲的，一下就把我的视野打开了。”肖威说。

父亲的教育是老派的“苦难教育”。四年级他转到寄宿学校，年纪小总生病，还被欺负，甚至动过退学的念头。父亲便讲起自己的童年：走几十里山路去县城，背的煎饼夏天发霉，冬天零下十几度，胸口生冻疮。

“小时候听完会肃然起敬，觉得自己该反思。长大就不以为然了——让孩子成长，未必非得这样。”

不过有一句话，他一直记得。父亲说：“孩子，不管你怎么选，爸爸永远是你的后盾。”一个寡言的人，说出这样的话，很难得。其实更多时候，这话是母亲转达的。“我妈会说，你爸的意思就是这个。”比起父亲的苦难教育，母亲是另一种风格。她从小就跟肖威说：“妈妈要和你做好朋友。”

73个回南天

本科，肖威在福建读英语专业。选这个专业是因为当时家人觉得好就业，但他心里一直装着历史。

大三他去台湾交换，遇到一个历史老师，上课特别有趣，快60岁了但穿的很讲究，在英国留过学，朋友里还有意大利“国脚”。他坐在台下听，心想：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。于是，回大陆以后，他开始准备跨考历史系的研究生，目标是南京大学，中国最顶尖的历史学专业学校之一。

肖威在台湾交换，与老师合影

但犹豫是一直在的。这么顶尖的专业，跨专业能考上吗？要不要还是考本专业稳妥一点？就这样反复拉锯，看几天书，又放下，再拿起来，再放下。

真正下定决心是10月13号，他还记得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开始系统复习，这时距离考研初试还剩73天。

73天里，他每天早上7点半到自习室，晚上10点半回宿舍。他把历史知识点串成网络，读大量学术论文，疯狂刷题。室友有一个早早就在准备考研，但又中途放弃，看着他说：“太累了，我不考了。”还有两位室友深夜打游戏，宿舍里全是喊声。

次年3月，初试成绩出来，他考了第三名。但那年南京大学只招一个人——去年还招七个。他和第二名那个女生加了QQ。女生问他有没有哭，他说没有，没关系，明年可以再考一年。

那之后，他开始一边找工作，一边等调剂，一边准备英语专八考试的生活。三月份是回南天，福建一直在下雨，他坐公交到处去面试，冷雨沾湿裤脚，滴进鞋子里。晚上回到宿舍，室友都去实习了，只剩他一个人。宿舍漏水，天花板又霉又湿。他打开灯，在昏黄的灯光下读历史书。

3月28号早上，他接到一个电话。对方说自己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，问他想不想后天来参加甲骨文与殷商史方向的笔试和面试。

甲骨文，他完全陌生。但只犹豫了两秒，他说：好。

“那两秒里其实想了很多。本科时大学语文课老师爱讲甲骨文，我每次都听得想睡觉。但这是社科院，这么好的学校突然伸出橄榄枝，接住吧。”肖威回忆说。

第二天，他坐了八个小时高铁到北京，在车上读完了一本十万字的书。笔试的时候发现，主考官就是那本书的作者。面试的时候发现，另一个副考官，是他雨季里昏黄灯光下读的那本书的作者的师弟。

后来他经常说一句话：坚持，是为自己积累接住运气的资本。

在社科院读完硕士，他又考了北大的博士。博士读了五六年，论文写得很宏大。但他不觉得苦，因为是真的喜欢。他调侃说，本科时候睡的觉，读研的时候全补回来了。

从“苦难教育”到“想给孩子一个正反馈”

博士毕业的时候，肖威面前有很多选择。他去成都一所一本高校报过道，最后还是离开了。“我想成为一个能把知识讲给很多人听的老师。就像百家讲坛那种，深入浅出，影响很多人。但现在的大学老师，很多时候没有这个平台。”

去年11月，他入职海亮，成为一名朋辈导师，也负责“朋辈说”大讲堂的教研。

第一次出差去贵州，听说学校学风不太好，学生把厕所门都拆了，抽烟的也很多。他心里挺不爽的，想着要跟这些学生说道说道。

当天，大礼堂坐了一千多个人，乌泱泱的，确实有点乱。座谈会环节人少些，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，讲到自己其实也算半个留守儿童，小时候爸爸很长时间见不到一次。他发现底下安静下来了。

“我会觉得，哪怕只给一两个人带去希望，带来改变，都很有成就感。”

去贵州仁怀，座谈会散场后一个学生问他：“老师，我成绩很差，还能考上大学吗？”他给那个学生单独讲了73天考研的故事，告诉他：你肯定没问题。

在宁夏石嘴山，一个初三的孩子跟他说自己想做自媒体，但父母觉得不务正业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想当作家、写诗，被编辑劝退说“你还是好好读书吧”。他跟那个孩子说：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要把它发挥到极致。但也要学习，因为你需要一个好的平台。

我问肖威，你现在做教育，和你爸爸那代人的教育理念有什么不一样？

他说，爸爸那一代是“苦难教育”，觉得苦完了就会甜。但这个说法太空泛了，孩子听完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。

“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供正反馈。让孩子觉得他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，而且能从中获得一些帮助。我小时候有很多想法，想写诗，想成为作家，想成为大学教授。但当时苦于没有资源，没有人给我指一条明晰的路，没有人在我有兴趣的时候帮我一把。”

他说，朋辈导师能做的，正是给学生指一条别人走过的明晰的路，再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。

有些种子种下去，要等很久才会发芽。

六岁那年，他穿上小博士服；三十岁这年，他真的从北大博士毕业。

他说：坚持，是为自己积累接住运气的资本。

从考研上岸到博士毕业，恰好十年。那73个回南天，那通改变命运的电话，那雨季里昏黄灯光下读过的书，都成了他接住运气的底气。

我问他，如果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，会说什么？

他想了一会儿：“要把握住青春，多体验，多积累人生体验。”